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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陶器对外贸易史初论 作者:贺东强 贺盘发

        一、宜兴陶器何时开始对外输出?
          目前大多数中外学者都主张,明末为宜兴陶器开始对外贸易的最早时间。
          南京艺术学院潘春芳教授称:“荷兰早在公元1635年(明崇祯8年),开始从我国进口宜兴紫砂壶与杯产品”。
          台湾李■仁先生在《紫砂器的历史概论》中:“到了明末……紫砂陶拓展了外销贸易,……”。
          日本学者尾崎洵盛也就:“明季(宜兴)陶瓷,输出特盛。”
          1980年10月,日本美夜之窑陶艺家访华团团长加藤元男先生访宜时说:“明末清初(日本江户时代),宜兴陶器,特别是紫砂器传到日本后,对日本人民的影响很大。”
          香港罗桂祥先生也在《士人购藏风尚对宜兴壶艺的影响》文中写道:“在1620~1661年的四十多年中,中国一直动荡不安……但很幸运,在此期间欧洲商旅第一次抵达中国海岸港口进行贸易。……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进口茶叶……不久饮茶风气开始在欧洲盛行,饮茶风尚带来了对中国茶具的需求。于是,宜兴茶壶和茶叶缸遂大批外销欧陆。”同时指出:“早期输往欧洲的茶壶、茶缸、碗和瓶的壶身常饰以浮雕梅枝及竹枝纹,盖钮亦常制成狮子形,在荷兰和英国博物馆收藏的宜兴壶多是这种型制。多以朱泥做成。”罗先生在欧洲时曾收集一件销去的粉彩紫砂壶连托碟(套)。
          日本—宜兴紫砂爱好联谊会横井阳一先生则认为:“宜兴茶壶大量传到日本是在日本的文化、文政时期(1803-1830),已是清代了。当时,在日本备受珍爱的宜兴茶壶是明末清初的惠孟臣、陈鸣远、留佩等人制作的小型茶壶。”
          最早与我国交往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商人。公元1517年他们首先登陆我国广东。到了明嘉靖皇帝才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建立长期的贸易基地。通过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中国的瓷器和宜兴紫砂才源源流入欧洲。
          公元1602年(万历三十年),荷兰人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外贸易垄断组织。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皇朝才正式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各国客商纷纷来华进行贸易。
          罗桂祥先生在巴达韦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发现了我国宜兴红泥壶的最早出口贸易记录。公元1679年(清康熙18年),有七箱宜兴红泥茶壶由长洲运出的记载;公元1680年(康熙19年)由澳门运出的320件红泥花货(梅枝蝴蝶)茶壶。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向宜兴订购各式陶器大缸,用于储存生鸦片胶。
          二、宜兴陶器对国外的影响
          宜兴紫砂首先通过葡萄牙商人从澳门输入欧洲,当时曾引起欧洲人的轰动。那时欧洲人把宜兴紫砂称为“帛加拉”(葡语:“Bocears”,英语“Boccaro”),因这种带紫红色紫砂器和当地从美洲输入的“普加乐”陶瓷器极为相似,与“普加乐”相谐音。欧洲人称宜兴紫砂为“红色瓷器”(Red Porce Lain)或“朱泥器”、“朱砂瓷”(PorceLain Rouge),而备受欢迎。在法国市场上还发现仿造的赝品,“当时宜兴输往欧洲的陶瓷数量也‘极为可观’”。
          西德国立宫殿管理局长温富利德·培尔博士1982年10月访问宜兴时,曾提及:在德国卡西村曾发现一件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出品的宜兴竹节紫砂壶。德国皇宫里有一件紫砂雕塑小菩萨藏品,是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所作。德国博物馆还有一件菊瓣形宜兴茶壶。
          在丹麦国立博物馆有一件宜兴紫砂双流茶壶。
          宜兴紫砂在美国也广为流传。现美国华盛顿弗里尔艺术馆就藏有李仲芳的筋纹型瓜壶(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徐友泉的三足鼎形壶,沈子澈的葵花棱壶(崇祯壬午铭,公元1642年),清初陈鸣远包袱壶、陈汉文的六角形壶等。纽约莫特赫德所藏的双流壶和梅花壶,都是当时的外销产品,上面有玲珑透雕手法装饰,其造型与装饰都是适应欧美市场的需求而生产的。
          在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有清初名匠许晋侯款识梨皮水仙壶(筋纹型),有“用卿”款提梁壶,陈曼生的白泥小瓜壶、梨皮泥方壶以及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51~1874年)邵大亨的‘鱼化龙’壶、石榴多子壶等,都十分精巧雅致。
          在西雅图艺术馆有件陈鸣远的杰作——梅桩壶。新泽西洲NEWARKYMYSEUM藏一件朱砂孟臣壶。
          三、宜兴陶器畅销海外
          清乾嘉时,葛明祥的葛窑烧制一种可以加锁的“六方圆形堆花锁坛”,精巧别致,描绘花草虫鸟,施黄色釉,深受日本、东南亚各国人士的喜爱。可用以存储食物、饮水、衣服或庭院陈设等,商人重价收购,再转销到智利、墨西哥、西班牙和欧洲各国。
          乾嘉时,陈文伯、文居、寄石山房、荆溪水石山人等所制紫砂花盆,畅销日本;同治二年(1863),宜兴紫砂花盆,销到日本,被珍视为“古渡盆”,常滑医生平野忠司,鼓励片冈二光等进行仿制宜兴盆。
          在1935~1936年中国艺术伦敦国际展览会上,曾展出三件珍贵的欧窑器。一件是国宝,二件是国外收藏的明末清初之物。一件是英人大维德所藏;另一件是瑞典皇子(今国王)收藏;另一件是大维德所藏的宜均窑笔洗,为“爱闲老人”所制。其制作年代为康熙五十九年(1920)
          十九世纪晚期,即同治—光绪间、宜兴紫砂,在泰国备受欢迎。罗桂祥先生曾收到几件外销泰国的紫砂磨光壶;一件有“贡局”与“利兴”款;另一种是鼓腹三足壶,也有“贡局”铭。
          鸦片战争前,就有大批香港商船来宜兴购大龙缸,用以盛装皮蛋,还要带几万套黑货陶盆(每套大中小五件)。
          光绪5~11年 (1879~1890),日本人鲤江高须专门绘制壹册《紫砂盆栽图谱》,宣统二年(1920)葛英南、邵甫亭等从日本带回一本反映日本当时社会风貌的图案,应用于大件花盆、花坛等)的装饰。
          民国初年,宜兴紫砂多次在国际博览会得奖,芝加哥自然博物馆有一件白泥方壶,一面刻人物,一面镌刻北周石刻拓本,出自《金石索》。另一件旧金山琴轩所藏的紫砂钵,器身刻波罗密多心经,是铁画轩的作品。另一件是现代艺人王寅春的早年作品。
          1915年后,宜兴丁山的中等窑户吴新宝、崔西大等通过掮客(旧社会专门替人介绍生意,从中赚取佣金)跟日本商人做陶器生意。
          1912年,丁山的大窑户葛翼云派人到日本大阪开设陶器店,那时在上海有“鲍鼎泰”、“鲍升泰”、“葛德和陶器店”、“江德记”、“铁画轩”、“陈鼎和”以及“时评洋行”、“鲍源信”等陶器店,都是经销宜兴陶器的外销店。二十世纪初,南洋各地橡胶工业急需用宜兴陶器大缸盛放橡胶。丁山白岩鲍陈两家合资到新加坡开设“鼎生福”陶器店,直销宜兴的洋坛、大龙缸、大腰元等陶器。
          二十世纪初,葛德和陶器店专做日本生意,该店的“雨过天晴”均釉火钵,为日本人所钟爱,年销量约10万余件。上海鲍源信、“时评洋行”等外销日本的宜均陶年成交逾十五万余元。雇聘魏忠明师傅,做出口花盆。日本商人和田,专门给魏师傅一个“万宝顺心”款钢印,包销他所制的宜均釉产品。
          1926年后,上海虹口有一掮客俞景山将宜兴陶器通过常来上海的日本军舰上的日本军官转运到日本发了大财。丁山华冠兰窑户也曾做过日本生意。那时,宜兴对外输出的陶器品种甚多,如均釉火钵、市小长缸、小长缸(套)、加大套、放长缸套、海放套等,春季畅销均釉长盆、水盂(盆)、新加坡的洋坛、大腰元花缸、每年约8000余套。解放前,宜兴贴花龙缸销往香港(可盛放皮蛋)还有汤渡产的双料坛子(瓮头),每年也有数千件出口。抗战爆发,日本人用征收高关税以控制中国产品,对日贸易被迫中断。到了1946~1948年,宜均对日出口才略有转机。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宜兴丁山产的“四元套”陶器缸头,畅销菲律宾,1930年前,每年约出口十万余套。后因菲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政府从中百般阻饶,借口我出口用稻草绳包扎不卫生也被迫中断了。1915年,宜兴的堆花龙四石、花腰圆等畅销东南亚,每年约8万余件,出口值可达17万银元。
          宣统时,蜀山潘姓窑户成立“阳羡紫砂陶业公司”,聘名师制高档紫砂,如成套茶具,横把茶壶、独钮洋桶、提梁、龙蛋等壶,销日本、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还有彩绘各式水平壶,畅销英、法、意、秘鲁、智利、墨西哥等国家。
          民国七年(1918年),宜兴阳羡陶业公司、利永公司、葛德和陶瓷工场所制京钟、水仙、东洋水底以及各式三尺花盆畅销海外。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宜兴刘福照创办的“陶新陶器厂”生产的30万件绿釉西板瓦,首次销往日本。
          1940年后,上海陶器商人张甫林、唐明香等专程到蜀山请王寅春赶制一批15头紫砂咖啡具销往欧美市场。蜀山蒋洪汝窑户也经销洋桶线圆壶销往泰国。
          1910~1925年间,潜洛乡的张兰舟先生,他既非金工出身,又无技术和图纸,全凭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反复钻研,勇于实践,终于花了三年多时间,研制成功了泥龙头和三脚只(汽油灯的重要配件)。其性能与德国进口货一样,便与德国“谦信洋行”开展了价格战,刚开始进口货是1.2元/打,而我方是0.8元,一直到0.05元/打,德商觉得无利可图而罢休,于是张氏的泥龙头不仅完全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出口到东南亚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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