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优势是不必担心盗版——《中国美术60年》编纂记(作者：陈一鸣)

　 来源 ：《南方周末》
　　“现在是美术最好的时代，美术的自由度远远超过影视和文史。”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所长水中天说。



　　水中天担任人民出版社六卷本《中国美术60年》的副总主编及油画类主编。这套画册人民出版社原来设想的书名是《新中国美术大典》，被水中天和其他专家编委们改为《中国美术60年》，原因是“大典”的名字“马上就能让人联想到献礼、祝贺、生日等等与政治很近、与艺术和学术很远的那些词汇，就容易被理解为宣传品，甚至会引起反感”。



　　梳理60年的美术，他比较感慨，“古今中外，女性形象一直是画家表现的对象，也最能体现对艺术的包容度。1962年的油画‘夯歌’，画的是几个姑娘在打夯。当时评论界一致叫好，只有零星反对声音，认为画作强调了女性特征，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比较性感。等到‘文革’期间，这幅画就被‘公认’为色情的了。”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透露，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编《辉煌历程——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书系》，定下了52个选题，由31家出版社承担。“我们挑选了最难做，也最值得做的选题，美术。”黄书元说。



　　这套书启动之前，黄书元提出了目标——要把60年来美术界15个个门类中最高水平的艺术成就囊括进去，这60年要传之后世。



　　一年多时间，投入七百多万元，6卷本的《中国美术60年》出炉了。重达35斤，定价9800元。


　　不喜欢曾是美术主体的宣传画



　　水中天主张以编年体方式梳理中国美术60年，理由是，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全方位学习苏联，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细到了河水不犯井水的地步。“版画系、油画系、雕塑系，互不相干，各自埋头干自己的事。全国美展也一样，国画归国画展，油画归油画展……长此以往，艺术家就会丧失整体感，不了解过去，也无法把握未来。”



　　比如，“文革”中美术作品的“红光亮”风格从何而来?“应该从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算起，‘文革’不过是借鉴和模仿罢了。”水中天说。



　　1952年，中央美院画家董希文受命为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油画《开国大典》。1954年，“高饶事件”后，董希文受命把画面上的高岗去掉，改成蓝天和菊花。1971年董希文接到通知，删掉刘少奇，画中的刘少奇改成了董必武。1972年董希文奉命再次修改《开国大典》，而此时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无力动笔，就找到了靳尚谊、赵域，靳尚谊、赵域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7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恢复《开国大典》原貌，由于原作者董希文已于1973年去世，遂委托靳尚谊在复制品上进行修改，靳尚谊推荐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修改，重新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



　　在《中国美术60年》中，选入的《开国大典》是1979年的那个版本。



　　这套书里收入的大部分作品都与时代命运密切相关，尤其是版画、宣传画、年画、漫画。这是水中天当初极力反对的。“不管中国还是西方，纯艺术就是以绘画和雕塑为主，与宣传画、年画、漫画这些无关。”水中天说。



　　直到现在水中天还是不喜欢那些画，但他认为，“当初大家不接受我的意见还是对的。建国前30年，特别是前10年，宣传画、年画、漫画不断涌现，是美术主体，这是历史，这是事实。现在的一些‘波普’创作如果要追溯脉络的话，必然要追溯到这里。”水中天说。



　　呆坐着的那人不是我吗?



　　范迪安担任主编的“实验艺术”部分，最多的是中国的政治符号，比如天安门、解放军;然后是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符号，比如梳着辫子的男人;还有就是反映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作品，刻意表现呆滞的，狂暴的，迷乱的人。



　　水中天对此相当坦然，“就拿最后一种来说，有些作品确实反映了部分中国人的某种精神状态。我每次看到张晓刚画的全家福心里都想，呆呆地坐在那里的那个人，这不是我吗?”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做总主编，权威性有保障，但编委意见也不是那么容易统一的。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一年多时间内奔走于编委之间，经常成为专家们“吵架的桥梁”。“艺术上的事，主观性很强。老先生们一旦开始选画，就会两眼发直，目光炯炯，极为挑剔。专家之间有不同意见，乃至接近吵架时，就需要我们从中转圜。”傅鹏说。



　　有些大家公认的作品，一次就过了。但大师也有难办的事，齐白石、潘天寿、林风眠等大师的作品那么多，哪一幅才算是代表作?这就是问题。最后达成的协议是，90%的入选者是1幅作品，大师一般也不超过3幅。齐白石入选作品达到5幅，是惟一的一位。



　　再者，现在艺术品市场大热，有的画家家属就力争把自己收藏的画推荐为代表作，选入别的作品他们都不认可。“印到书里的画，未来价值要增加好多倍，此时我们只听编委的。”傅跃龙说。



　　有一位门类主编私下找到黄书元，想把自己的作品推荐进去，他表示，如果能把自己的作品收入画册，他可以不当这个主编。黄书元最终还是把他的作品提交给编委会集体讨论，结果是，作品水准不够，不能收入。



　　托人找门路的画家就更多了，黄书元自称，他没替一个画家说情：“编委承诺挑出的都是一流作品，并且可以承担舆论责任。如果出版社有一点小动作，那么，标准降低的原因就全在我们了，所以口子绝对不能从我们这里开。”



　　作品入选了，有的人却找不到了，这是最麻烦的。为了联系“失踪”画家，他们在中国美协版权协会和国家版权局登记，画家找上门来他们随时认账。



　　就这样，收集各门类艺术作品1077幅、插图205幅兼有分卷序言和各画种史论五十余万字的6卷画册出版了。



　　工薪阶层想要买一套将近万元的书，显然得掂量掂量。傅跃龙瞄准的是三个大钱包——图书馆、画家群体、富裕阶层。



　　傅跃龙认为《中国美术60年》最大的优势是，不必担心盗版。为了达到“传之后世”的要求，仅装帧设计费就花了二十多万元，封面是用特殊工艺处理后的竹板雕刻的。“包括进口的内文纸，印制、装帧工艺复杂，没有人愿意花这个钱去盗版。”傅跃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