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壶之外 是与非

最近翻看这篇文章，感到文中描写的很多情景，和现在出奇的相似，但是国内市场远比当年的台湾大很多，此等景象尤甚之，在此等繁荣下，那些兢兢业业的恪守本分的陶手尤其值得尊重。想起前些年和一位工艺师聊天，有句话我记忆犹新：“紫砂市场这么好，我们生活好了，同时也要想想能为紫砂陶艺做些什么。”



正文：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笔者着实结交了许多紫砂同好，他们大都是大陆在线的常客，有的以陶都为家，有的每个月固定报到一次，即便是像我这么疏懒的人，也被迫要每年往返几回。笔者出门纯为采访工作，自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但那些壶界同好可就不同了，因为除了与厂方有正式签约者外，砂壶的买卖多是私下进行的（个中原因不足为外人道也）来往的货款既不能转帐，又不能开票，更不能刷卡，多半是现金交易，这中间隐藏的风险可想而知。所以台商们通常都会携伴同行，或与当地政要、公安有所联系，以防万一。诸般细节，基于安全上的考虑，请恕笔者不便多言。之所以谈及此事，除了提醒业者多加注意己身的安全之外，更希望茶朋壶友们在玩赏砂壶之美的同时，亦能了解到业者（尤其是第一线客商）经营壶业的种种难处和风险所在。因为惟有在互信互谅的前提下，买与卖之间才能寻求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也才是紫砂艺术永续昌盛的正途。


随着一系列事件，两岸交流的种种利弊又被大家热烈讨论着，就笔者的观察，两岸交流的冲击当以人心的变异最令人唏嘘。犹记数年前，笔者偕同内人怡嘉赴宜兴采访，着手进行《唐人工艺一紫砂陶艺》一书。坦白说，我们事前怀有相当的不安全感。及至与宜兴陶手们深入接触后，这才发觉他们绝大多数是如此地木讷，如此地惧于表达自己，有些人甚至不能让他们看到录音机的存在，才能开口聊天。总之，那时丁山陶手给我的印象是：除了政治思想之外，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最最纯朴的民间艺人。对他们来说，生活上最重要的除了柴米油盐之外，就是如何把手中的泥巴搞出个名堂来。

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来，紫砂热潮为陶手们带来历史上最可观的财富，“富贵土”的传说终于实现了！许多人顿时身价百倍，日进斗金，连一些原本不是从事紫砂陶的人，也纷纷放弃本业开始学作壶。当地传颂百年“宁可抱子投河，也不愿子女学紫砂”的俗谚也一夕改观。在一切向钱看的前提下，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纷纷出笼，诸如：某名师年逾花甲，尚娶小老婆，令儿孙蒙羞；某名师生财有道，连家里浴缸都镶上K金（想是得自朱泥壶镶金边的灵感）；某名师生活糜烂，进出声色场所，挥金如土，举止嚣张…诸如此类的传闻，一一从不同业者口中，传入笔者耳里。抚今追昔，怀想当年纯朴印象，真是令人扼腕三叹。

我们并不奢求每个陶手在经济改善之后，仍要像苦行僧般，专心致志只为创作，更不是嫉妒他们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台湾，还更为严重）。我们所忧心的是，紫砂陶艺发展迄今，不过数百年，由于诸般机缘聚合而形成今日的旷世荣景，这个时代的陶手有着最大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有最多的管道让世界看到自己的创作；更有最好的见证，让自己留名紫砂青史。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中，若还是沈迷于征逐虚名浮利，仅拿剩余的时间来应付客商的订单，那又何足以言创新？何足以言突破？紫砂史上曾记载着一个足令后人警惕的例子，大意是：明代陶人陈信卿以作品工雅坚实，精致独特而闻名。其成名后便征逐于达官贵人之间，也不再专心精研壶艺，往往等弟子制好壶后，盖上自己的印章出售，终致心计渐粗，不复当日盛况。（原文详见周高起《阳羡茗壶系》）

（本文原载于1994年5月《紫玉金砂》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