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壶冰心 百年奇缘——“江南壶痴"许四海的收藏故事

上海兴国路上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就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以壶具收藏与研究为专题的民间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
这是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两扇黑漆大门，门上装有虎首铜门环，门两旁蹲了一对汉白玉石狮子，门楣上镶嵌了一块大理石匾额，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出自百岁画家朱屺瞻的手笔：壶天阁。
走进大门，可以看到一个微型的江南园林，一块太湖石，一株金桂树，一缸锦锂鱼，一套石桌凳，清风徐来，树叶沙沙作响。虽居闹市中心，却将尘嚣挡在门外，真是一尘不染的情趣之地。在博物馆的门楣上悬挂着馆名，那是已故上海中国画院的老院长唐云先生的手迹。
博物馆的主人正是享誉海内外的紫砂陶艺大师、壶具收藏家许四海。
许四海自学成才，在紫砂艺术天地中砥手胼足地实践，孜孜以求地探索，终于上窥汉唐陶艺堂奥，下探明清瓷学精妙，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脱颖而出，自成一家，天马行空而无所拘束，作品以大气、圆润、空灵、通脱而受到陶艺收藏家及爱好者的追慕，每每一壶在手，引以为荣。而许四海本身也从此获有“江南壶怪”美誉，声震宇内，远播海外。
许四海从事紫砂艺术，与宜不同，他不是传承祖辈衣钵，也不是迫于生计，而确确实实是出于爱好，所以先有他的收藏，再动手实践。他的壶具收藏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艺术品收藏的根本精神，那是一种痴情的追求，所以收藏圈内的人士都称他为“江南壶痴”。本文叙述的就是他的收藏故事，在当今民间收藏热不断升温的背景下，许四海与壶的缘分可以让收藏爱好者更亲切地感受到一个道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碰头不相识。而这个缘，不是命相学上的缘，不是被动的承受，而是一种追求，一种热情，一种预见，也是一种学养。
一、脱下毛衣换旧壶
从六十年代起，许四海在广州军区空军部队当了几十年的兵，参加过援越抗美战争，后阶段他在宣传部门任干事。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回到和平的祖国后，就开始在艺术研究上寄托美好的理想。在当时的特定环境里，他选择了陶艺，同时也因为陶瓷与人类有着千万年的亲近的关系。
七十年代末，汕头沿海一带海禁稍有松弛，走私的现象就出现了。同时在沿海一些城镇也自发形成了一些民间贸易市场，买卖一些生活用品，以补偿生活物资供应的不足，后来又有了发展，市场里出现了古董旧货，比如铜币银元、汉陶清瓷、红木家具等。许四海常常利用到地方联系工作的机会，到市场里去寻觅旧陶瓷。
有一年冬天，许四海在地摊上看到一把旧紫砂壶，样式是大仿古，紫泥，通身包浆极亮，看得出有点年份了。许四海拿在手里就有一种亲切感，用壶盖轻叩壶身，声音脆亮如磐。再看壶身上一面刻着两句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一面刻着一老翁在树下闲读煮茶，翻过壶底一看，从印章上判断像是清
代雍正年间的货。许四海有点激动了，就问摊主多少钱?摊主伸出一只手：“五百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是要让人吓一跳的。而许四海觉得这把壶值这个数，决意要把它收下。但翻遍每个口袋，只有两百多元，就摘下腕．卜的手表交上去：“这个给你，够了吧。”
摊主说还不够，许四海就扯开军装朝地上一扔，把太太新织的毛衣脱下扔在摊主面前：“看清楚了，这是全毛的。”
摊主这才被感动了：“既然这么心诚，就应该成全你。这把壶你就拿去吧，毛衣我就不收了，胆子再大，也不敢剥解放军同志的衣服。”
而许四海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拿了壶，大步流星地走了。
许四海的太太金萍珍对他收藏活动很理解，淡饭粗菜解决了，所有的钱都让丈夫用于收藏。许四海一年四季穿军装，问题还不大，而小金竟一连四五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这个牺牲着实不小。两个儿子都长大了，要吃要喝要读书，这笔开销也是不小的，一家人的日子就过得有点紧绷了。但他就是认准一个理，勒紧裤带也要把有价值的收进来，并且把收藏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壶具，比如四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马厂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壶；战国时期有印纹硬陶壶、秦汉时期的灰陶壶、黑釉、褐釉直口壶、侈口壶；两晋南北朝的青瓷盘口壶、天鸡壶；唐宋时期的执壶、液壶、渣斗；金辽元时期的酒壶以及明清时期各种材质的壶具。
一九七九年许四海转业到上海，离开部队时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卡车坛坛罐罐。
二、关起门来过年关
回上海后，许四海在公用事业学校当干部，业余时间全用在研究和制作紫砂作品上了，收藏活动也不肯停止，而夫妻俩的收入比在广东时少了，开销却比在部队生活时大得多，日子就过得越来越紧巴。最难忘的是一九八二年的春节，作为家庭主妇，小金正在为办年货而发愁，翻出银行存折，只剩一百五十元钱了，一咬牙还是交给许四海去银行取款。
许四海奉夫人之命取出钱，但一晃就晃到了太原路上一个民间自发形成的小市场，并在一个摊子上看到了一把紫砂壶，这把紫砂壶形状就像一个梨，壶泥的颜色是深红的，所谓大红袍就是这种效果。壶面上不着一字，素面素心，小器大模样。许四海拿起壶，转了一圈壶盖，真可谓毫厘不爽，翻过来一看，镌刻着几个字：云入西津一片明，孟臣造。心里不禁狂喜起来。有缘相逢，岂能失之交臂?于是问摊主什么价。
那老头早已从许四海端详壶的动作中看出他的来历了，就说：“货卖与识家，我看你是在行的，就实说了吧，这个价。”摊主伸出一个手。
许四海觉得五十元这个价没有乱开，就不再还价了，很爽气地掏钱买下。
摊主又把藏在一个瓷罐里的三方印章拿给许四海看：“这是真正的田黄，这种货色现在很少了，用不了几年，你再也别想看到了。”
许四海接过来一看，果然不同凡响，每块有田螺那么大，不仅颜色黄如鸡油，包浆亮丽，而且那种半透明的状态仿佛在一刹那凝聚了一千年的时光。问了价，对方索价五百元。这个价按理说也没有乱来，但许四海从哪里去找这五百元钱啊?只得摩挲再三，恋恋不舍地放下了，又谢过摊主，揣着孟臣壶回家了，一路上细细嚼着得壶的欣喜和惜别田黄石的遗憾。
但是许四海回到家里就难交帐了，如此这般一交代，金萍珍就扯着嗓门数落许四海：“看看左邻右舍，磨米的磨米，烧肉的烧肉，包汤团的包汤团，香气到处窜，馋得两个孩子直淌口水，而我们家里是清锅冷灶的，一点点过年的样子也没有。让你去银行里取钱，倒好，又弄了把壶回来。你还想不想过年?要不要这个家?”一气之下拖着两个孩子到娘家去过年了。
没办法，许四海烧了一锅饭，桌子上放了一瓶酱菜，准备对付着过年了。又怕客人来访，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条：家中无人，请勿敲门。
三、跟踪追迹寻虎子
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和港台都掀起了一股紫砂热，许四海趁着这个机遇，夜以继日地创作新作品，卖了壶后就更加放手地收藏旧壶，也算是“以壶养壶”吧。一九八七年，许四海在愚园路的寓所办起了四海茶具馆，又陆续从旧货商店里搬回来十几个红木古董柜，每个柜子比人还高，在里面装了日光灯，按年份将紫砂壶一件件地放在里面，除了老壶，还有近现代壶艺大师的作品，如俞国良、王南林、邵旭茂、汪宝根、冯桂林、任淦庭、顾景舟、王寅春、蒋蓉、朱可心、范盘冲的代表作，琳琅满目，茶香盈室。茶具馆为许四海的收藏活动创造了条件，许四海就通过朋友的渠道如饥似渴地探访旧壶，而不少朋友或旧货商人也会找上门来，把寻觅到的好东西先让他过目。
中国的陶瓷发展到了汉代已经出现了釉陶，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釉陶也可以说是原始瓷，而真正的瓷器茶具出现是在晋代，常见的就是“鸡头流子”青瓷茶具。晋代的天鸡壶，常见为单流子，它有着细长的颈，流子的反侧有弯曲高耸的柄，肩下到腹部刻有莲花纹样图案，这跟当时佛教的东进大有关系。而有一次许四海收到的一把天鸡壶却有着两个流子，在国家级博物馆里也没有见过。
这把壶是怎么来的呢?它本是随葬品埋在安徽境内的一个墓穴里，这座古墓多次被盗，而它却幸免于难。当地的一个农民要建房，才从古墓里把它挖了出来，看着也没有用，就在家里搁着。后来村里来了个古董贩子，见到这件东西后想买，物主开价八百元，古董贩子只肯出五百元，谈了几次也没谈成。
后来这个消息被许四海知道了，马上赶到安徽农村，当晚找了个鸡毛小店住下。物主知道上海来了个“大款”，就连夜从山里赶来。可是这个小青年不知轻重，只用一根草绳串起鸡头壶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一路上磕磕碰碰的，幸亏没有摔破，但已经蹭去了一点瓷面。许四海一看是新伤，心疼得不得了。一问价，对方狡猾地报了一个整数：“一千”。
许四海说一千就一千吧。那安徽青年说：“到底是大上海来的，做买卖就是爽气。”
许四海说：“以后可不能这样马虎了。”
茶具馆里有一件青釉虎子，虎子流行于汉六朝，是常见的随葬品。在民间也用于日常生活，就是夜间的小便器，所以也就说成夜壶。这东西并不是稀世珍品，但壶面上刻花传神而精细的并不多，而且釉面在千年之后仍然保持光洁完整的更少了。
许四海的这件虎子得来有些意思，最早是一个安徽的老农从地里掘沟时掘出来的，拿回家后就放在床边自己用。后来许四海从朋友那里看到了照片，就认定是件真品。当时许四海和文汇报的记者金晓东正在宜兴烧壶，当夜就租了一辆车去收购，但那个老农已经知道这个用来装尿的东西是宝贝，就卖给了贩子。于是许四海再连夜折回江苏溧阳，出高价买了下来。买来后许四海凑近壶口一嗅，还有一股浓浓的尿骚臭呢。但这把虎子确实不错，整体造型就是一头蹲着的老虎，两眼炯炯有神，兽体胖肥浑圆，像一只蚕茧，四肢弯曲向前，似乎随时都会一跃而起，壶面也刻得相当大气，简练而传神。四、夫妻团圆凤翔壶
最有传奇色彩的也许是一把华凤翔珐琅彩汉方壶的“夫妻团圆”了。这把华凤翔汉方壶就是许四海早年在广东从地摊上发现的，当时只有壶身，缺个盖，遍身施了豆绿色的釉料，花纹为几何形，中间有开光，内画山水风景，整把壶规整而大气，就以不大的代价买了下来。回家后一查资料，方才认定是清代制壶高手华凤翔的作品，心里又是喜欢又留有一丝遗憾，后来就在地摊上找了个大小相等的盖凑合着。
茶具馆建立后，一天早上，来了个外地旧货商，从纸板箱里翻出几把旧壶让许四海挑，许四海一眼就发现其中一把汉方壶有点眼熟，通体施了珐琅彩，是典型的清代壶具。不过这把壶的壶身以蓝色为基调，壶盖却是豆绿的底色，再细细一琢磨，许四海心里有底了，不动声色地将旧货商带来的几把壶都买下。等人一走，他从古董柜里取出十几年前买来的缺盖汉方壶，再用这个绿色的盖子盖上去，嘿，正好盖上，而且不仅花纹一样，笔法一样，釉面也一样，可以断定为盖子和壶身在失散多年后终于“夫妻团圆”了。这种奇迹在古今中外收藏家中间是极罕见的，只能说许四海与
壶有着天意般的缘分。
五、镇馆之宝大亨壶
当然，许四海对朋友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大亨壶。大亨壶是清朝一代壶人邵大亨的代表作品，器型阔大，气度不凡，但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只是从宜兴县志里读到一则记载，流落于民间也不知在谁手里。邵大亨是许四海内心仰慕的艺术家，不仅在于他的壶做得够气派，更在于他的人品高洁，宜兴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的不少蔑视权贵的故事。最让许四海着迷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中秋节邵大亨约邀几个至友坐船赏月，行至半路，听到从一条泊在岸边的花船上传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忙叫船家停了船去探个究竟，不一会船老大来告诉他：一个从苏州来的巡抚大人正在船上设佳茗鲜果，游宴宾客，这个巡抚大人也有爱壶的雅好，好不容易觅得一把好壶，正向客人显耀，不料一个小丫环泡茶时不小心把壶打碎了。巡抚大人一气之下命随从把丫环吊起来痛打一顿，还要把她扔进河里去。邵大亨听了很气愤，什么狗官?一条人命难道还不如一把茶壶?船老大回答说这把茶壶不一般，是鼎鼎大名的邵大亨做的。邵大亨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提了随身所带的柳条箱去见巡抚大人，见过面，当众打开箱子。嗬，是一箱子茶壶，而且都是邵大亨做的茶壶。邵大亨对狗官说：你随便挑～把吧，条件是把那个小丫环放了。巡抚大人当然乐意，假意推让一番就取了茶壶，放了人，最后请教邵大亨尊姓大名。邵大亨冷冷一笑：大人爱壶胜过百姓性命，现在你失而复得大亨壶，尽兴把玩就是了，不必在乎在下姓名。说完拂袖而去，回到自己船上，将整箱茶壶统统打得粉碎，扔进河里，一旁的船老大惊愕不已。
那么这条线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丁山镇里传出来的，说是被一个姓潘的人家收藏着。后来许四海又从紫砂一厂的工艺师李昌鸿那里知道他亲眼见过宜兴县志，在书里记载着这把掇只壶，还有图录，当时就有“一壶千金”之说。顾景舟从潘家拿到家里看了三个月，意欲用自己做的三把壶交换，潘家没答应。之后徐汉棠拿回家看了两个月，提出用两个洋筒壶换，潘家也不同意。这么一说，许四海怎肯错过机会?于是几天后他就约了紫砂一厂工艺师吕尧臣去拜访潘家了。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潘家在宜兴丁山镇是一户显赫的人家，这从潘家的建筑风格可以看出，虽然破败不堪，但架子还在。客堂中间呢，早早地等着潘家的后代，这个在一厂烧窑的青年人三十来岁，将一张竹椅子坐得吱吱响，面前的茶几上，那把大亨壶格外醒目。许四海一进门，打过招呼，就来到大亨壶跟前。虽然客堂里比较暗，但许四海还是从造型上被这把壶所折服。这把壶通体圆润，大气磅礴，无论从比例、造型还是平衡等多方面考察，都到了古人所说的“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境界。表面上包浆如玉般的晶莹透亮，给人无比稳重和宁静的感觉，堪为紫砂艺术的里程碑作品。许四海看了一会，情不自禁地想拿起来再细细鉴赏一番，小青年忙把他拦住：“只许看，不许拿。”
许四海只得问：“有毛病吗?”
“没毛病。”
“潘师傅为什么要转让这把壶?”
小青年叹了一口气，就对许四海说了一段家史。
这把壶原是邵大亨为他的曾祖父特制的传家之宝，传到第三代，也就是小青年的父亲，解放后不久到东北哈工大读书，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小青年的父亲去东北时曾带了十几把精美的紫砂壶准备作急救之需，其中有程寿珍、黄玉麟等人的作品，遭受不幸后生活相当困难，他就被迫陆续卖掉一些壶换点衣食，最后只剩下大亨壶怎么也舍不得卖了。到了六十年代末，小青年的父亲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生活上已很难自理，就被遣送回原籍。这个不幸的疯子将最后一把壶裹在破棉絮里带了回来，让人惊奇的是此壶随主人颠沛流离居然没有一线一毫的损伤。文革时，这把壶东藏西藏地躲过了灾难，八十年代，小青年的父亲得到了平反，但本人已经不谙世事了。前几年，这个不幸的疯子病故了，而这个破败的家庭就靠潘家的第四代来收拾残局，别的不说，单是这幢房子修一下就要好几万。而此时几个兄弟又要分家，他一个烧窑工，哪来这么多钱?于是就打起大亨壶的主意了。
听小青年这么一说，许四海很同情，就问他要多少价才肯出手。小青年说：“这把壶是没有价的。”
许四海说：“潘师傅既然要出手，心里总有个底吧。”
小青年想了一下后说：“那就三万吧。”
话刚出口，就把许四海吓了一跳。八十年代中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普遍较低，宜兴的壶也卖得不高，许四海算了算自己家里的存款，也没有这个数，但他真心喜欢这把壶，志在必得。最后许四海咬咬牙说：“好吧，我当夜借了钱来买你的壶。”
但第二天许四海找到潘家，小青年又不肯卖了。对方不守信用，让许四海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他又说不上来。后来许四海才知道，其实他想找些港台来的买主，以更高的价钱出手。可是潘家后代想错了，在许四海买下这把壶之前，所有来宜兴的港台商人或海外人士都嫌这个价格太高，是天价了。
后来的几个月里，许四海不时到潘家去联络感情，每次去，要么送些名人字画，要么送些其他礼品，终于如愿以偿。
半年后，有人愿出八万元从许四海手里转让这把壶，一年后又有一个台湾壶商找到许四海的茶具馆，搬出两叠钱放在桌子上，一共是二十万元，许四海也没动心。此后的几年里，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要收购此壶，都无功而返。到了一九九二年，一个台湾贩壶的古董商愿出一百八十万元收购，被许四海谢绝了。还有些日本商人也想收购这把壶，许四海说：“别说一百八十万，就是一千八百万我也不卖，这不仅是我的东西，也是中华民族的遗产，是中国人共有的宝贝，要是我卖了它，就成了民族的罪人。”
大亨壶到上海人许四海手里，宜兴人开始后悔了，明白自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后来常有做壶的高手到许四海的壶天阁赏壶，甚至量了尺码，用澄练了十几年的老泥严格按原来尺码复制一把大亨壶，但没有一把可与大亨壶比肩的，让人看了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也许就是一种风骨，一种气度，一个魂。
现在这把大亨壶就成了四海壶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许四海痴心于收藏各种材质的壶具，特别是紫砂壶自成体系，光是陈列出来的三百件壶具就足以构成一部中国壶具发展史，对中国的陶瓷发展作出了有力的注释。他的博物馆开馆前，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马承源、副馆长汪庆正等领导、专家都来验收过，也惊讶于博物馆的规模和收藏的丰富。上海著名书画家同时也是字画鉴赏家谢稚柳曾给许四海题过堂名：壶缘堂。充分说明了一个收藏家与藏品的关系不仅是金钱与商品的交换，也不只是学识与机遇的碰撞，更是心灵与精神的沟通。生命是一种缘，收藏同样是一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