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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与艺术

         绘画中表现形式是一个躯壳,所谓品位高低、观念新旧,主要是看在这具躯壳里包裹着什么东西。怎么画和画什么,重要的是怎样画,并非画个大褂就是传统,画个西服就是现代。

          传统与现代是密切联系的,切不可将两者孤立与割裂。传统如果不能孕育现代就不能算作传统;现代如果不能传承传统也就无所谓现代。两者互为依存,是相比较而言的。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但是,正因如此,它们又必然是统一的。我们知道,冷和热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因为两者都在说明着同一个问题——温度。冷和软不是矛盾,热和硬也不是矛盾,所以它们之间无法比较谁更冷或者谁更热。齐白石与黄瘿瓢可以比较谁更现代,但是安格尔与吴昌硕无法比较谁更传统。我们不能搬出洋人与祖宗比较现代,也不能拿古人与洋人比较传统。

          中国画主张“得意忘形”。忘形,不同于变形。它既非有形,又非无形;它既是有形,又是无形。它包含了两者。忘形不是去排斥形,而是去关注本性。只有在见到了本性时,形才可能被忘掉。有形、无形都是对形的执著;忘形,才能不为形所累,才是对形的超越。

          在对待方法上,中国画提倡“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这里的无法就是忘法。它既非有法,又非无法;它既是有法,又是无法。它不是对技法的排斥,而是使技法纯熟到忘却。有法、无法,都是对技法的执著;忘法,才能不为法所缚,才是对技法的超越。

          在对待笔墨与空白上,中国画提出“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笔墨、线条,不只是造型的需要,它本身也被赋予了意义,其意义在有中之无;空白不只是被涂抹,它本身也被赋予了意义,其意义在无中之有。中国画不会像油画那样把所有的空白都涂满,必须留下一些空白,因为它欣赏着两者。

          在绘画工具上,宣纸、毛笔的不可把握性,是中国画有意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但是,在经过一定时间的修炼之后,这种困难就会变为一种方便。画家不但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其可把握性,还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其不可把握性。这种对两者的运动,为中国画增添了一些意外的趣味与玄妙。

          一个完全的道中人对自己是浑然不觉的。”儿童作画时就是一种浑然不觉的状态。成人作画时往往顾忌太多,思想在不停地活动,很难进入最佳状态。自我在那里,心就不在,人就不自在。如果能全身心地投入,让心性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就无处存在,人就能自在。

          绘画,不能忘法就会呆滞,不能自在就会油滑,最妙的状态就如同参禅,“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但是,不要以为无心就是无所用心,要有个“无心”在作用,那才是真“用心”。

          有僧问禾山无殷禅师:“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过。如何是真过?”师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谛?”师曰:“禾山解打鼓。”……

          看来,人生的超越,参禅的真谛,就是“解打鼓”。而真正懂得打鼓的人,对鼓点并不去理会,他所时时观照的是鼓声之外的东西——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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