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仝及其《七碗茶歌》怎堪如此贬谤

一

不论中国茶人也罢，日本茶人也罢，几乎都无不熟知卢仝的名字，尤其是他的那首流誉古今的《七碗茶歌》，即《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之诗。千百年来，它一直流传在民众的口头上和心田上：或则高吟之，或则评说之，或则训释之，或则征引之，书之于竹帛者有之，镌之于木石者有之，铭之于杯壶者有之，题之于画作者有之，悬于大雅之堂者有之，饰于清斋茅舍者有之，呈于摩崖石刻者有之，谱于山歌俚曲者有之。而这一切是偶然的么？不，斯乃必然也。只缘对于卢仝及其《七碗茶歌》的不朽之作，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却的，历史是永远也不会忘却的。
然而殊堪令人惊异的是，在滕军教授的笔下，卢仝及其《七碗茶歌》，却被评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惜使用某些全然置史实于不顾的妄断臆说而贬抑之，而诬谤之，而发难之。若是不明底细者们听得此类评说，恐怕真还误以为这首《七碗茶歌》，纯乎属于无病呻吟，鄙俗不堪之作；并且更还误以为卢仝其人，只是唐代茶坛上的一介庸碌之徒，一介卑微角色呢。--哦哦！这样一种近乎在开历史的玩笑之举，却谁堪开得起啊？
而滕军教授对于一点，却未免太过掉以轻心，似乎压根儿就不以为然呢。在她看来，卢仝其人算得了什么！《七碗茶歌》算得了什么！若说这个卢仝嘛。那只不过是古代中国的一位"落魄文士"罢啦，而他终年所萦怀的无非是："远离仕途的苦闷"之情，"怀才不遇"的忧忿之思，"诗思不敏的焦躁"之慨，"柴门反关"的孤苦之叹，"困扰人生"的不堪之烦恼，"落魄士人"的无奈之悲愁，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矣！
这就是滕军教授对于诗人卢仝的人生解读并人生评价！
这就是滕军教授对于《七碗茶歌》的文化解读并文化评价！

二

我这里尤须指出的是，滕军教授对于卢仝的贬谤与发难，并非孤立地单单指向其个人，而是指向卢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甚至指向整个古代中国的茶坛。正如她所表白的那样，云:"笔者拟对古代中国饮茶发展历程的特点（着重于日本没有发生过的）作一归纳。"（按：引文中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而她所说的"特点"之一，便是择用卢仝及其《七碗茶歌》作为一则特殊个案并特殊典型来予以论述的。那好罢，咱们不妨就此而作出一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之探讨罢。兹即将其评说的原文引述如下：
--饮茶往往成为中国古代落魄文士借以浇愁，抒发怀才不遇之苦闷的表现形式。卢仝（795-835）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其中吟到：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不难看出，卢仝在借饮茶抒发自己远离仕途的苦闷、诗思不敏的焦躁及对社会政治不满。卢仝力图借助茶的力量来摆脱种种人生的困扰，而获得一个如同蓬莱仙境般的精神世界。
这种借茶抒怀的例子还可以在《月夜》中找到。当时颜真卿（709-785）正仕途坎坷，被贬为湖州刺史。湖州附近的文人墨客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一日夜晚，六位高士共饮香茗，乘兴赋诗。这次茶会也是隋唐时期从史料上可查的唯一的一次文士茶会。……虽说是在美丽的月夜，寂静的闲轩里，几位名士高友相聚饮茶，气氛也算轻松，但比起明朗、舒（？）淡的日本弘仁茶会，还是令人感到其中的抑郁气氛。
而814年弘仁茶会中显示的明丽、舒（？）淡、悠缓、和谐的茶风在同时期的中国也是找不到的。嵯峨茶会不能不说是对唐代时期中国茶饮文化的变通与拓展，而不仅仅是效仿……
--摘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40-45页
且请瞧瞧罢，滕军教授论述的上列诸点中，有对中国古代茶坛的评说，有对卢仝及其《七碗茶歌》的评说，有对颜真卿以及湖州文人墨客的评说，有对日本弘仁茶会，即嵯峨茶会的评说。但很是遗憾，她这些个俨然不假思索的评说告诉给读者的究是什么？无非或则是有逊于理性思考的褊狭之见，或则是就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置于不顾的妄断之说，诸如对于古代中国茶坛的所谓"历史发展特点"之论述，对于唐代诗坛并唐代茶坛的昔日辉煌之评价，以及对于唐代文士茶会与日本弘仁茶会文化价值之比较，凡斯尔尔，委实皆疏误多多也。--不过对此，本文只因限于题旨，却不能一一详予论述，有的只能在本文中兼带论述之，有的则须容后另行谋篇论述之，这里就此顺告读者诸君们。

三

而下文我要着重阐述的，则是就滕军教授关于卢仝及其《七碗茶歌》的评说，表达我个人的几点拙见，敬乞读者诸君鉴识之--
首先，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设问：卢仝果真是从官衙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落落失意的"落魄文士"么？果真有过"怀才不遇"的忧思纠缠着他么？历代史籍果真是如斯记载的么？否！全然不是这样。卢仝的真实经历、真实人生，却跟滕军教授笔下描述的情形恰恰相反。据史料称，卢仝早年家境贫寒，可他竟苦读不辍，博览经史，年轻之时即诗情横溢，奇斯迭出："上不事天子，下不识王候"，这就是他在《冬日》一诗中放吟而出的旷怀远志并亮节高风！唐代文坛本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特别崇尚道家学说，风靡道教文化的时代，卢仝亦深受道家学说，并且深受魏晋风流，尤其是隐逸士风之陶染，遂即潜心隐居于少室山，终于养成他那抱朴狷介、清尚高洁的诗人风范，他始终拒绝仕途，不被高官厚禄所诱，即使朝廷两度备礼徵其为谏议大夫，却皆不赴诏。而且对于其时宦官专权的腐败政局，无情地予以抨击和讽刺，即如在《月蚀诗》中竟写下这样的讽句："颇奈虾蟆儿，吞我芳桂枝；我爱明镜洁，尔乃痕翳之"。
卢仝的人格毕竟最像卢仝的人格。其颖出于诗作之中的讽刺之锋芒，每每直指封建朝廷的最高统治者，却毫不含糊其词，更无半点惧色。即如《七碗茶歌》的首段诗行中就有如下的讽刺咏句: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再看《七碗茶歌》的尾段，更表达出了诗人所秉有的强烈的人道主义襟怀，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云：安得知百万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然而遗憾的是，滕军教授在其上述引文中，却只截取《七碗茶歌》的中间一段文字，竟将其首段和尾段的两处重要诗行，悉数删去，而始终未作出必要的解释，作出明白的交代。这在客观上，则非但影响到对于《七碗茶歌》的艺术评价并文化评价，而且更必会直接有损于对于诗人卢仝的人格评价与社会评价。试问，这难道不是作者在其书中留下的难以弥补的疏误么？
而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滕军教授在她的笔下，却何以偏偏不惜使用种种贬抑诽谤的字眼，竭力诋毁卢仝，挑战卢仝呢？若是在某个对于中国茶史一无所知的作者来说，这样的错失尚还不足为怪的话，而作为撰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作者来说，竟把饮誉中外茶坛的诗人卢仝评说得面目全非，褒贬颠倒，试问，这怎教人们对此而予以理解，予以谅解呢！
尤须指出的是：唐代茶坛的昔日辉煌，并非凭空出现的。应当说，只缘有两颗光采夺目的星斗升起在其太空中而为之照耀，才会出现那样一番辉煌的。这两颗星斗就是：陆羽并卢仝。陆羽以其空前未有的《茶经》而垂诸史册；卢仝则以其独领风骚的《茶诗》而流布天下。陆羽被历代茶人尊奉为茶圣，卢仝则被历代茶人尊奉为亚圣。陆羽被讴歌而为茶神，卢仝则被讴歌而为茶仙。无怪乎古往今来的中国茶人，无不为我国古代茶坛的太空拥有这样两颗星斗而无限自豪，并且世界茶人亦无不为之仰慕，为之倾拜而不已。
这就是卢仝在唐代茶坛上的历史地位！
这就是古今茶人对于卢仝的历史评价！
而这些这些，想必滕军教授不会一概皆茫无所知罢。

四

我的上述论说，不知道能否算是为卢仝所作的一种辩护。只因阅历有限，见识浅陋，恐怕从学术意义上说，则我实难做到真正辩护在点子上，辩护在要紧处。那么，这就算是我在感情上，在道义上作出的一点辩识罢。
那么接下去，我还要本着同样的动因，再为《七碗茶歌》辩识一番。
说实在话，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卢仝的这首被中外茶坛誉称是咏茶诗作的千古绝唱，却在滕军教授的笔下竟横糟贬谤。对此，请恕我直言，我的心情确乎一时难以平静，禁不住顿生几分激动！我不明白滕军教授这究竟是为什么？试问，《七碗茶歌》何咎之有！诗人卢仝何咎之有！
而在滕军教授的眼里看来，充满在这首茶诗中的是些什么？似乎无非是:只有晦暗，无有明朗；只有抑郁，无有豁达；只有卑俗，无有高洁；只有落魄，无有豪宕；只有消沉，无有奋发；只有私愿，无有宏图；只有忧己，无有忧世。……哦哦！像滕军教授这般贬谤卢仝这首《七碗茶歌》者，据我所知，古往今来还不曾发见有第二个人！
且再看看滕军教授采用的文化比较法罢：她由卢仝茶诗而引申说到文士茶会，再把日本的弘仁茶会用来跟我国唐代的文士茶会相比较；并对作为弘仁茶会之灵魂的嵯峨茶诗，作出至高无上的评价，以此示意嵯峨茶诗达于无以伦比的境界。言下之意，嵯峨茶诗则理所当然地驾乎卢仝的《七碗茶歌》之上！无怪乎滕军教授骄傲地"归纳"说："814年弘仁茶会显示的明丽、舒（？）淡，悠缓、和谐的茶风，在同时期的中国也是找不到的。"天哪！这真是奇说也，奇论也，奇文也！--至于日本的弘仁茶风并嵯峨茶诗之评说，容后当另拟专题论述，这里姑且从略可也。
而不论贬谤法也罢，比较法也罢，卢仝的《七碗茶歌》难道是诋毁得了，抹黑得了的么？
须知，卢仝的这首茶诗，非但是其时唐代诗坛的醉意风流之产物，而且更还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坛遗下的隐逸风流之产物。至于论及唐代诗坛的醉意风流，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无外乎两位：一位是酒仙李白，他是诗酒风流之泰斗；另一位则是茶仙卢仝，他则是诗茶风流的天才。因而卢仝的这首《七碗茶歌》，始终不失历史所赋予它的特殊艺术价值并特殊社会价值。千百年来，尽管古今中外的咏茶诗作浩如烟海，但迄今却还不曾发见有任何一首茶诗堪以跟《七碗茶歌》相媲美呢！
我国历代茶人无不为拥有这样的《七碗茶歌》而自豪！
我国历代茶坛无不为拥有这样的《七碗茶歌》而骄矜！

五

当然，我深知我的上述辩识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人微言轻嘛。但这不要紧，好在历代有无数诗人，艺术家都曾为卢仝及其《七碗茶歌》有过大量的评论并讴歌，他们这不就是为之作了最好的辩护，最好的评说么？为此，兹即择其为人们所熟知者，引录如下：
（唐）朝愈：《寄卢仝》（节录）
玉川先生洛城里，
破屋数间而已矣。
一奴长须不裹头，
一婢赤脚老无齿。


先生事业不可量，
惟用法律自绳已。
春秋三传束高阁，
独抱遗经究终始。

嗟我今为赤县令，
授权不用欲何俟。
立召贼曹呼伍伯，
尽取鼠辈尸诸市。

先生又遣长须来，
如此处置非可喜。
况又时当长养节，
都邑未可猛政理。

先生固是吾所畏，
度量不敢窥涯。
放纵是谁之过欤，
效尤戳仆愧前史。

（唐）刘义：《塞上逢卢仝》
直到桑干北，逢君夜不眠。
上楼腰脚健，怀土眼睛穿。
斗柄寒垂地，河流冻彻天。
羁魂泣相向，何事有诗篇。
[注：羁魂：此即指卢、刘苦旅于塞外，因故滞留，则不由深怀眷念故园之情而惴惴不安，却不知何时抒此而见于诗作。]

（宋）苏轼：《游诸佛寺，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宋）周季《题<玉川煎茶图>》
独抱遗经舌本干，
笑呼赤脚碾龙团。
但知两腋清风起，
未识捧瓯春笋寒。

（宋）赵希迈：《玉川煎茶图》题诗
一卷残书自课儿，
欹斜茅屋任风吹。
阶头石鼎煎茶熟，
还咏当时《月蚀诗》。

（宋）郑思有：《卢仝煎茶图》题诗
月团片片吐苍烟，
破帽笼头手自煎。
七碗不妨都吃了，
恣开笑口骂群仙。

（宋）张炎：《踏莎行·卢仝啜茶手卷》
清气崖深，斜阳木末，松风泉水声相答。光浮碗面啜先春，何须美酒吴姬压。
头上乌巾，鬓边白发，数间茅屋从芜没。山中有此玉川人，相思一夜梅花发。

（宋）徐钧：《卢仝》
数间破屋洛城傍，
门闭春风煮茗香。
月蚀一诗讥逆党，
添丁奇福竟堪伤。
[注：逆党，即指专权作恶的宦官仇士良及其党羽，他们挟持唐文宗，谋害朝野的贤良正直之士。甘露之变，大臣王涯、李训、郑注等遇害，其时卢仝因宿王涯宅上，亦不幸罹难，被误杀]。

（宋）刘松年：《卢仝烹茶图》
据清代胡敬《胡氏书册考三种·西清札记》卷4云："后幅题跋：右玉川子烹茶图，乃宋刘松年作。玉川子豪宕放逸，傲睨一世，甘心数间之破屋，而独变怪鬼神于诗，观其茶歌一章，其平生宿抱忧世超物之志，洞然于几语之间，读之者可想见其人矣。松年绘为图，其亦景行高风，而将以自企也。玉川子之（志）向，洛阳人不知也，独昌黎知之。去昌黎数百年,知之者复寡矣。而松年温之，亦不可不为之遭也。予观是图于石湖卢皋副第，喜其败炉故鼎，添火候鸣之状宛然在目，非松年其能握笔乎！书此以俟具法眼者 唐寅（节录）

（元）钱起：《卢仝烹茶图》
《石渠宝笈篇·重华宫藏》著录。此图为宋笺本，纵四尺五分，横一尺五分，设色画卢仝故事。

（元）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
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
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
卢仝七碗诗难得，念老三瓯梦亦赊。
敢乞君候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

枯肠搜尽数杯茶，千卷胸中到几车。
汤响松风三昧手，雪香雷震一枪芽。
满囊垂赐情何厚，万里携来路更赊。
清兴无涯腾八表，骑鲸踏破赤城霞。
（节录二首，余略）

（明）唐寅：《题自画<卢仝煎茶图>》
千载经伦一秃翁，
王公谁不仰高风！
缘何坐所添丁惨，
不住山中住洛中？

（明）徐渭：《煎茶七类》行书刻贴跋云：
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夥甚疾，余临书稍改定之。时壬辰秋仲。青藤道士徐渭于石砒山下，朱氏之宜园。

（明）王樨登：《题唐伯虎烹茶图》诗云：
太守风流嗜酪奴，
行春常带煮茶图。
图中熬吏依稀似，
纱帽笼头对竹炉。

（清）曹寅：《题丁云鹏<玉川煎茶图>》，诗云：
风流玉川子，磊落月蚀诗。
想见煮茶处，颀然麾扇时。
风泉逐俯仰，蕉竹映参差。
兴致黄农上，僮奴若个知。
【注：黄农，乃指黄帝与神农氏也。】

（清）陈鸿寿：自镌《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跋云：
茶饮之风盛于唐，而玉川子之嗜茶，又在鸿渐之前。其茶诗有云："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使后之人，味其词意，犹可想见其七碗吃余两腋风生之趣。余性嗜茶，虽无七碗之量，而朝夕所啜，惟茶为多。自来荆溪，爱阳羡之泥细腻可以为茶器，故创意造形，范为茶具。当午睡初回，北窗隅坐，汲泉支鼎，取新茗烹之，便觉舌本香清，心田味沁，自谓此乐不减陶公之羲皇上人也。顾唐宋以来之茶，尚碾尚捣，或制为团，或造为饼，殊失茶之真味。自明初取茶芽之精者采而饮之，遂开千古茗饮之事，使卢公生此时，其称羡又不知当如何也。余故刻卢公诗句于石，而并为跋，亦以增艺技一韵事也。
曼生陈鸿寿识。

六

上述引文，乃唐代以降，历代诗人、画家倾其赤忱讴歌卢仝及其茶诗的妙品佳作，且看这不就是他们对于诗人卢仝及其《七碗茶歌》所作的最有情、最有力的辩护么？
我想，若是滕军教授在撰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之前，早日重温这些个作品，则大概就不会作出那般严重贬损卢仝及其《七碗茶歌》的评说了罢。
历史是需要不时重温的。尤其是它的那些细微处，关节处，血脉跳动处，更须仔细触摸、辨察才行，却万万轻忽不得啊！
中国茶道文化本是以诗性文化为其悠久而优异的传统的。而唐代则恰恰是我国诗性文化的辉煌时代，并且亦是茶道文化的辉煌时代。因而唐代诗坛的天究有多高，地究有多厚；唐代茶坛的天究有多高，地究有多厚，这委实是极不容易揣度的呀，若要作出相当确凿的揣度，则更是难乎其难也。但这却是不可回避的，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在重温历史上下功夫。所以，当我们评说唐代诗坛和唐代茶坛上的任何一位代表人物时，就必须充分地作出上述的揣度。应当说，揣度得愈是清晰，愈见底线，则愈能做到心中有数，评说才愈能站得住脚。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踩进某种误区的泥沼中。唔唔，此乃不可不审思慎行也。
我在本文的结尾处写下这些个零星感悟，则是着意用来警策自己的。至于滕军教授阅此，却不知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