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渗透——普洱茶与民族文化

　由于茶叶的原产地被确证为"万绿之宗”的云南，生活在云南大地上的各民族，自然成为茶叶最初滋养的对象。当然，这个滋养的过程，也是茶叶功效被云南各民族发现、认识、理解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云南不仅是茶叶赖以繁衍和发展的母体，同时也是世界茶文化成长的最初摇篮。



　　作为上苍恩赐给大地的天然饮品，茶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后，其重要地位迅速被确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足以表明茶对于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在普洱茶的中心产地，茶叶历来是人们祭祀神灵的必需品，因此有人认为，茶叶的功用，最初是用于祭祀，甚至有"无茶不祭”之说。当然，最早记载茶事的《周礼·地官》也称，时有"掌茶”之职，"掌以时聚，以供丧事”。事实上，只要对云南茶叶原产地的各民族文化与风俗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将茶与祖先、神灵联系在一起的神话传说比比皆是。

　　当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后，它的需求量自然也就随之扩大。而对于云南普洱茶的古老产区来说，惟一可以与外界交换的重要商品似乎就是普洱茶。可以说,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普洱茶，在云南各民族间交换流动的时候，也促进了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滇南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区，人们对茶叶的加工、冲泡的方式就极为类似，从中不难看出民族与民族之间以茶作为纽带，彼此的影响与认同。这种文化交融关系，甚至从语言上也可找到有力的佐证:今天的僾尼、傣族、拉祜族及彝族的撒尼人都称茶为"腊”，而纳西族把茶叫做为"勒”，藏族称茶为"加”，都与"腊”极为相近。

　　茶叶作为生活必需品进行流通，不仅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密切了云南各民族与省外其它民族的交流。普洱紧压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虽然说云南是茶叶的原生地，但由于地处边远，使得云南的茶叶生产技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远远滞后于内地。唐宋时期，当中原与巴蜀地区的茶叶已进入团饼茶生产的兴盛时期时，普洱茶的加工在云南尚处在"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阶段。幸运的是这一封闭的状况，随着元朝中央政府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结束了，伴随着江南的大量人员移民到边地农垦，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到了云南，其中当然也包括制作蒸青、炒青、晒青团茶和散茶的工艺。对于普洱茶而言，这是一次革命性的技术输入，更加幸运的是，到了明代，当中原茶文化开始由团改散时，普洱茶的生产加工却因为消费群体及运输的方便，必须继续在压缩体积上做文章，于是普洱茶的制茶工艺得到了更快和更为实际的发展。因此也可以说，普洱茶实际上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长期以来，普洱茶成为了云南各民族与内地各族人民密切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媒介，当年的清宫，流传着冬喝普洱之说，是因为普洱茶解油腻的强大功效，对于以游牧为主的满族来说，的确解了他们生活中的急。位于西北的回纥，同样与普洱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王朝甚至利用茶来改善与回纥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洱茶在与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康藏地区自古以畜牧为主，因而牛乳制成的酥油、糌粑和牛羊肉成了藏族人民的主要食品。然而这样的饮食不易消化，却易积热，很多年来，缺少蔬菜的生活让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了焦渴，这个时候云南的普洱茶出现了。它润喉止渴释滞消壅的作用，尤其是它解油腻的功效，对于以牛羊肉为主食的藏民族来说，无疑是从云南传来的人间福音。普洱茶内含丰富的生物碱、茶多酚、维生素、氨基酸等物质，使得藏族人民在长期的饮用过程中，形成了对普洱茶的偏爱，因此有"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之说，于是普洱茶成为藏族人民生活中的至爱，甚至于到了没有茶就无以为生的地步。藏族有古谚:"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由于藏区需要普洱茶却不产茶，内地又需要藏区所产的良马，于是在西藏与云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悄然形成了一条至今还遗迹可寻的茶马古道。在普洱茶鼎盛时期，每年都有难以计数的马匹带着藏区对普洱茶的渴望踏过高山与河流，来到云南，因而那条终年回响着铃声的茶马古道，完全就可看作是一条记录民族文化交融与渗透的走廊。如今在昔日茶马古道经过的重镇，还能感受到千年普洱茶弥散的余香。白族的三道茶、丽江的四方街、束河古镇，有心人也许还能从中寻找到普洱茶作为民族文化活载体留传下来的因子。

　　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和内地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促进了政治上的联系和统一，因此普洱茶可谓是功莫大焉。明代万历年间，王廷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

　　普洱茶对西藏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从一桩历史旧案中找到佐证。公元177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派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试图取代普洱茶，但遭藏族同胞的拒绝。1904年，当英国人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拒绝。甚至后来，英国人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秘密仿制佛海(今勐海)紧茶，伪制佛海茶商标，运至可仑坡混售，但还是遭到藏族人民的拒绝。英国人企图先谋取茶叶贸易，继而割断藏族与祖国的经济联系，如此看来，明代的王廷相认为茶叶关乎国家政体，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有深度的判断。当然，经过了漫长时光的滋养，普洱茶对于民族间的交流来说，已经不仅是经济交融的纽带，更是文化、情感、生活和血脉相连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