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石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天起开始展出“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并将持续 2020年2月9日。
澎湃新闻获悉，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这也是迄今为止石鲁艺术的最完整呈现，其中既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系统收藏，又有海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石鲁艺术精品。其中，一直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一号大厅的镇馆之宝《转战陕北》移至南1、南2展厅，与石鲁的近400件作品一起呈现。
“石鲁一生都渴望自由，艺术就是他的自由的形式和表现，他后期作品中有一种高度紧张的情绪，一种和现实不和谐的点、线、面。那跌宕不平、苍渴奇崛的笔墨和生涩凝重、斩钉截铁的书法，正反映着他在现实中的不自由。石鲁的伟大和悲壮，就在于他一生中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挫折，都不改其志、执着的追求大真大实、至情至感的理想境界。”一位艺术史学者说。
石鲁（1919年～1982年），原名冯亚衍。因崇拜清初大画家石涛和现代革命家、文学家鲁迅而改名“石鲁”。15岁考入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图画系，系统学习传统绘画，临习石涛、八大山人的山水花鸟，摹写扬州画派及吴昌硕等人的绘画作品，为后来的国画创作打下了基础，抗战爆发，投身革命行列，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家中杰出代表之一，在多个艺术领域皆有建树，其在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独创一格，作品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近当代美术史上，石鲁从石涛之艺术与鲁迅之文学、风骨中，杂取养份化为“自我”，石鲁作为长安画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艺术的思想性，时代性，创新性，本土性对中国当今的艺术创作极具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这样说，石鲁拥有的，就是当今缺少的，石鲁坚守的，就是当今失去的。
据国家博物馆公开的资料介绍，今天开幕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以“革命史诗”、“时代礼赞”、“长安新画”、“风神兼彩”四个单元反映石鲁先生与时代紧密相关的艺术创作。每个单元之中又设2-3个小专题。作品选择着眼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史与美术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所形成的语境与情境，呈现石鲁在艺术创作各个阶段中的创作思想与主题、创作样式与技法，以及经典作品创作过程中的速写、手稿和创作草稿，以求清晰地反映石鲁艺术在时代背景下作品题材的变化及其历程演绎中所形成的独特风格。
规模最大的石鲁个展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石鲁个展，也是石鲁艺术最完整的呈现。“石鲁是一个和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艺术家，因此在展览设计上，为突出时代对石鲁艺术的塑造，我们就将展览分为四个章节，革命史诗、时代礼赞、长安新画、风神兼彩。”此次策展人郑艳介绍到。
策展人郑艳介绍说，“革命史诗”讲述了1940年代石鲁在延安的工作经历，此时的石鲁是一位充满理想的美术工作者，在延安他做了很多版画创作，还接触了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延安岁月对他的艺术发展也提供了持续的吸引力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先生在西北从事美术工作时，进行了大量的主题创作，其创作素材很多都来自于在延安的经历，他的成名作《转战陕北》等创作都诞生于此时。“这个章节的亮点，就是我们首次把《转战陕北》原作与17件珍贵的创作手稿一并展出，结合艺术家马改户对《转战陕北》创作情况的回顾文章，帮助观众真实还原艺术家主题创作的诞生过程以及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此外，“《东渡》作为石鲁一生中创作的最大幅作品，虽然原作已不知所踪，但此次展览我们有幸借来了《东渡》的线描稿和我们家里收藏的速写稿，非常详细地展示了《东渡》的创作历程，这也是研究石鲁艺术非常宝贵的资料。”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石鲁的女儿石丹说到。
延安时期的作品之前也没有展出过，此次展览选择了部分速写和版画进行展示。速写是在马兰草做的粗糙纸张上画的，内容包括民兵、老农、在延河洗脚的家人、延安的骡马市场等。父亲的绘画风格这时基本上是属于西方素描式的，是有立体光影的，像这样的速写现在依然保留的有400多张。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物造型、人物神态和人物动态的把握，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版画选择了一个组画，其中《新洋片》是1942年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用拉洋片的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这张版画就是当时放新洋片的一个场景。这些作品尺幅虽小，但我们将其和父亲生前的画具、写生画箱、电影剧本《刘志丹》初稿等放在一起进行展示，同时，我们有幸借来了当时的电影片子在现场放映，很有意思。”
第二章节“时代礼赞“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代、新气象、新风貌，石鲁也秉承从生活入手，深入到宝成铁路等地，和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这一时期，他的绘画放映了时代的特点。而且在1950年代，石鲁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他作为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体设计者，到了埃及和印度。走出国门后的石鲁发现，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首先要坚守自己的民族艺术传统，由此他开始修正早期艺术中强调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观念，开始向传统吸取营养。这一章节将展示石鲁在域外求索的写生创作，以及回国后经过思考，向传统吸取营养的作品。
第三章节“长安新画”展示了石鲁作为西北美术界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也是陕西美协创作室的灵魂人物，在1960年代，石鲁组织了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的习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人民日报》发布题为“长安新画”的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在全国巡展，这个事件被认为是“长安画派”的崛起，他所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也成为后来“长安画派”的指导思想。
“第四章节我们采用了石鲁话语录中的‘风神兼彩’一词，觉得它最能概括石鲁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 策展人郑艳说到。
“作品选择上，除了向中国美术馆、美国大都会借来的作品外，还展出了一件9米长的兰花手卷。还有一部分作品是石鲁在文革时期精神失常时画的8幅具有神秘主义的作品，此次展览是这8幅作品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值得关注。”石丹说到。
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
石鲁的一生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
待在延安的10年间，石鲁画了大量版画。据石丹统计，石鲁目前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国家博物馆加上自己保存的部分，总数不超过10张。而这不足10张的版画中，包含了《群英会》《打倒封建》《妯娌俩》《说理》《民主评议会》这些在新中国版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创作于1949年的《打倒封建》属于石鲁版画创作晚期的作品，根据石丹的了解，“这应该是他在延安的最后一张版画创作”。在作品《打倒封建》中，石鲁刻画了一幅农民大队进入地主庄园的场景。相较于早期的《群英会》，在对人物形象的表现，整体的画面结构以及对艺术形式感和版画技巧的把握上，石鲁已经处理得非常成熟。
此次展览展出了9件石鲁20世纪40年代于延安时期的版画创作，并有20件版画手稿一并展出，展现了青年石鲁作为革命美术工作者的艺术创作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石鲁秉承着“从生活入手”的宗旨，深入青海藏区、宝成铁路、兰新铁路建筑工地，祁连山、乌鞘岭、陕南和陕北。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时代、新气象。
石鲁于1950年创作的《变工队》就是其中的代表，图中，乌鞘岭建设工地上，一群劳动人民正挥着锄头努力工作。三年后，石鲁又创作了《移山》，这件作品近日在北京保利2019秋拍中以4255万元成交，作品中，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位青年驾着推土机开展推土移山工作。对石鲁来说，“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
到了1970年代，虽然身处特殊年代，但石鲁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虽然没有再创作大型主题创作，但他的风格和笔墨却非常精到，特别在结合了书法、金石入画后，达到了艺术上自然畅神的阶段。他进入了自己的“画语录”，尤其能表现自己的特点，而且晚年他也经常强调自己的艺术是“艺为人民”，尤其在去世前，他依旧认为，要为人民创作。
纵观石鲁40余年的创作，他的轨迹十分清晰，他在每一个创作阶段都不会停留太多时间，往往在一个阶段画了几张作品以后便进入到下一个层面。在画家王金岭看来，“石鲁是一万张画都各具各的特色，没有让你感觉到（重复）。他的每一张画都是不一样的，这是要命的。创作作品面目‘一和万’的关系，硬要一个万，不要万个一，一和万的关系，那都是灵魂性的东西。”
策展人郑艳表示，2012年至今，石鲁家属共向国家博物馆捐赠三批作品，此次展览从中选取了部分参展，“这是石鲁作品首次在国博的大规模亮相，在此之前，部分作品曾在新西兰和武汉美术馆展出过。在石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将这么多作品齐聚国博，非常难得。”
早在2012年“石鲁艺术研究中心”在国博成立之际，国博和石鲁家属就开始筹备此次展览，历时7年，终于与观众见面，“我们想通过此次展览向大家全面展示石鲁的创作历程。”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为国家民族美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石鲁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画坛具有开放性且成就卓著的美术大家，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和灵魂核心，他的绘画在新中国美术史艺术语言的变革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的一生致力于民族艺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始终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联，以大量的优秀作品赢得了美术界的广泛赞誉，书写了中国美术新的篇章。
